1967年1月21日，武汉军区传出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——两位开国少将选择自尽。这一消息不仅震动了军队内部，也让社会各界为之一震。
其中一位是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，他自红军时期起便跟随贺老总，忠诚于这位领导人。就在不久前，贺老总本打算将他提拔为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。然而，随着贺老总遭到批判，唐金龙也未能幸免于难，他被定性为“黑干将”。这种突然的打击让一直性格刚烈的唐金龙难以承受，最终他选择了以自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抗议，握住手枪对准自己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另一位自尽的将军是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，他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后离开了人世。与唐金龙不同，吕炳安并非红军的亲信，他与贺老总的关系并不密切，那么他为何会走上这条自我了断的路呢？这其中有一段复杂的历史背景。
展开剩余71%吕炳安出生于河北深泽，1917年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由于华北地区没有大型的红军队伍，吕炳安早期从事的是地下工作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吕炳安才加入了迅速壮大的八路军，担任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的连指导员。从此他便一直活跃在冀中地区，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，并带领部队多次与日伪军作战，为保卫人民作出了显著贡献。
抗战胜利后，吕炳安随部队进入东北，继续为保卫革命成果而战。在1946年1月的药王庙战斗中，吕炳安带领自己的31团，面对装备精良的敌军美械师毫不退缩，坚守阵地，成功保障了上级机关的撤退。随后，他又与其他部队合并，参与了辽西的抗敌斗争，并一直活跃在中南地区。
1955年，吕炳安被授予大校军衔，成为了开国将军之一，并在次年调任总政工作。然而，由于“大运动”的风头愈演愈烈，武汉军区也未能幸免，多个高层领导受到冲击，吕炳安也因此遭到了批判。1961年，他晋升为少将，并继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贡献，但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他陷入了困境。
在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军区内的大规模运动使得武汉军区成为重灾区。越来越多的“造反派”闯入军区，唐金龙和吕炳安也在其中被点名批判。唐金龙因与贺老总关系密切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连累到吕炳安。在一个紧张的政治气氛中，武汉军区的常委会召开，要求唐金龙、姚喆、杨秀山三人交代与贺老总的关系，而唐金龙愤而离开了会场，情绪低落，最终决定自尽。
而吕炳安的命运则与一位名叫刘志坚的将军紧密相关。刘志坚是总政的重要人物，他与吕炳安曾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。刘志坚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了多个关键职务，他并不支持极端的运动，反而试图为军队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，避免过于激进的冲击。然而，这使得他成为了批判的目标。1967年1月，刘志坚因受到批斗而被关押，这使得整个军队也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之中。
吕炳安当时担任武汉军区“文革办”主任，而他与刘志坚的关系较为亲密，这使得他也被要求表态，并承认武汉军区执行了刘志坚所谓的“黑线”政策。吕炳安在面对这些无理指责时，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吞下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面对无法承受的压力。1967年1月21日，这一事件与唐金龙的死一样，成为了历史的痛点。
更为令人诧异的是，这一天不仅仅是武汉军区的两位将军离世，上海的陶勇中将也在同一天不明原因去世，成为国家的又一重大损失。幸而，运动结束后，这些将军的名誉得到了恢复，也算是对他们精神的某种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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